在《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经济活动和商业事务中，作者对于契约和合同的描述极其细致，不厌其烦。借款有借票，雇佣有契据，合伙有合同，典当有当票，盐引有勘合，买丫头有文契，就连投靠亲友居然也还要有“投靠文书”。这足以说明，契约和合同，在当时的经济、贸易与社会生活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在大部分场合，西门庆并不直接从事经济事务。他的生意，不论是南下江浙的货船，还是清河本县的铺面，自有韩道国、来旺、来保、贲四等伙计们去打点。除了纵情风月、聚众吃喝之外，西门庆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无非是“写文书”“批合同”。而作为妻子兼管家的吴月娘，只管打开柜门，将来自各方的银锭纳入其中，一锁了之。也就是说，通过文牍和契约往返，天下即可传檄而定。因此，若将《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商业社会视为中国“契约社会”的雏形，也不是没有根据。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以契约为核心的商业伦理已经逐步成形。西门庆在平时的生活中纵欲滥情，在官场上也是贪婪成性，可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尚能信守承诺，依约办事，甚至还时常客串一下扶贫济弱的慈善家角色。小说中极少提及西门庆在商业活动中的违规与欺诈，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这样一个“契约社会”的出现，其背后的推动力，实源于宋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商业兴盛。中国民间的商业与贸易往来，需要在传统的德治、礼治和宗法制度之外，另建一套保证其商业运行的“契约机制”。换言之，这样一个具有初步“契约机制”的社会，是在民间商业活动的内部生根发芽、逐渐成形的，而并非是国家（朝廷）法律设计、引导和催生的结果。在明代的法律中，虽然增设了金钱借贷方面的条文，但这并不能说明明代的统治者有意去建立这样一个契约社会。法律上的调整，更像是一种事后的追认，是迫于当时社会业已出现的商业贸易运行压力，顺势而为，以法律的形式对之加以约束和规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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