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家 汪洪章

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诃德》、《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乃至《达洛威夫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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