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9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为书院导师庆祝九十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还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10月20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杨锐想把这一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多么突然的消息!据说,他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一良的逝去,既不饮恨,也不吞声。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儿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行当,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出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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