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状况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莱韦屈恩会把自己所受的折磨比作是“小人鱼”那刀割般的疼痛，不仅如此：他在我们的交谈中还为此专门使用了一个形象精确而又奇特的比喻，只是我过了好几个月后，即1919年春，才又重新想起这个比喻来，但也恰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奇迹般地摆脱了疾病压迫，他的精神犹如劫后余生的浴火凤凰腾空而起，飞向最高的自由，迸发令人惊叹的力量，一种不可遏制的，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肆无忌惮的，反正是不可阻挡的和生拉硬拽着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创造的力量。而与此同时，恰恰是这个比喻却让我隐约感到，这两种状态，沮丧的和高涨的，它们之间的内在界限其实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并非是毫无联系地彼此分离的，相反，后者在前者身上已经开始准备酝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包含于前者之中的了。同样，随后爆发的健康和创作阶段反过来也根本不是一个舒服惬意的时期，就其性质而言反倒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被搅扰纠缠、被痛苦驱使和困窘难耐的时期……哎，我写得真糟！我恨不得一口气把什么都说完，这种欲望让我的句子泛滥成灾，驱使它们偏离它们最初为之提供记录服务的那个基本思想，也致使它们继续四处弥漫，大有要把这个思想从它们的视线之中抹去之势。读者想要说出的这种批评我来替他们说出，我这样做没错。不过，这种仓促从事和我的初衷的渐行渐远却是由于情绪激动所致，我因为回忆这个时期而陷入这种激动，我现在所涉及的正是这个时期，即德意志独裁国家崩溃连同其深刻的哲理的松懈时期，这种松懈也把我的思考拽进它的漩涡，我的稳重成熟的世界观被新的东西团团围住，而处理消化这些新东西对它而言可并非易事。我感觉，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这个时代不仅包括十九世纪，而且还要回溯到中世纪末期，回溯到对经院哲学束缚的冲破，回溯到个性的解放、自由的诞生，这个原本不得不被我真正视为我的另外一个精神家园的时代，简言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代——我感觉，比如说，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一种生命的突变就要完成，世界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尚不知如何命名的黄道十二宫。这种持续地督促着人去高度注意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场战争结束才有的产物，它其实早就是世纪之交过后的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产物，是像我这样的人在当时所体验到的那种震惊、那种被命运攫住的感觉的基础。现在看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场具有瓦解作用的失败把这种感觉推向极端，而同时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在一个像德国这样被推翻的国家里对人们心灵的统治，同在战胜国国民那里相比，要显得更加坚决彻底，而战胜国国民的平均思想状况也正是由于战胜的原因而显得要保守得多。他们绝对不会，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觉得这场战争是深刻的和锥心刺骨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而是把它看作一场被顺利终止的干扰，干扰结束之后生活又会重新步入因它的撞击而脱离的正轨。所以我很羡慕他们。我尤其羡慕法国的是，其具有维护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通过这场胜利，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得到了辩护和证实的；我羡慕其可以通过这场胜利来汲取那种躺在古典理性怀抱之中的安全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我假如身在莱茵河彼岸的话，会比在我们这里感觉更舒服，会更有家的感觉，在我们这里，如前所述，有很多新的东西、令人惊慌失措和胆战心惊的东西，开始向我的世界观发起进攻，我因为还有良心，所以我必须同它们展开争鸣——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在位于施瓦宾的一个住所里所展开的思想混乱的晚间讨论，住所的主人是某个叫做西克斯图斯·克利德威斯的先生，我是在施拉金豪芬的社交沙龙里认识他的，我马上还会回过头来说他，这里暂且只先交代一点，即在他家里举行的这些聚会和思想商讨我经常参加，由于我的态度极为认真，所以我没少受纠缠——同时我也以一个亲近的朋友的身份，全心全意、激动万分且常常是惊恐万状地列席了一部作品的诞生，这部作品同那些讨论之间存在着某些大胆的和预言性的联系，是在一个更高的创造性的层面上对它们所作的证实和实现……我现在要补充的是，尽管我参与上述种种事情，但我同时仍然必须坚守我的教师岗位并保证履行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紧张，多么的劳累，这种过度疲惫在当时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加上我所摄入的食物又都是低热量的，所以我的体重在两者的夹击之下没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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