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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