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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