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国百余年文化云涌星驰,时有新思想的闪电,撕裂旧意识的阴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躯;有诗作檄文;有歌成战鼓;有鲁迅勇猛所掷的投枪;有闻一多喋血点燃的《红烛》;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强国之道;有“新文化运动”势不两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历史的尘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远,在时代递进的褶皱里,百余年文化积淀下了怎样的质量?又向我们呈现着怎样的“表情”?
弱国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郁的?怎能不是悲怆的?怎能不是凄楚的?
弱国文人的文化姿态,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难得之“糊涂”?怎能不以习惯了的温声细语,而拼作斗士般的厉声长啸?
当忧国之心屡遭挫创,当同类的头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们的目光透过百年,向历史的更深远处回望过去,那么遁隐的选择,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时尚”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谈《聊斋志异》了。蒲松龄作古已近三百年;《聊斋志异》刊行于世二百三十余年。之所以要越过百年先论此书,实在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扉页上,分明染着蒲松龄那个朝代的种种混杂气息。
蒲公笔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几乎皆我少年时梦中所恋。
《聊斋志异》是出世的。
蒲松龄的出世是由于文人对自己身处当世的嫌恶。他对当世的嫌恶又源于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顺遂,富贵命达,我们今人也许——就无《聊斋》可读了。
《聊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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