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和触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现近代色彩的演变。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化的输入，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地踏入了中国的城乡。在这场几乎是立体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直接向由士人垄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据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而到十九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在十九世纪，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据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人员，设备极差，有的设办在租赁的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只有少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1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可想而知。而且，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但是，只要这种“异己”的教育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情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渐渐地，由于通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开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赢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敬。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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