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中国的上百万读书人中，能谈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极少数人的事，多数的士人仍旧沉湎于旧日的生活之中，科举还是他们生活中最津津乐道的大事。多数士林的这种酣睡麻木状态，曾令我们的维新志士扼腕长叹，恨恨不已。但事实上，自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轰开之后，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存在让人安然入睡的条件了，所以，即使说是在睡，已经睡不踏实了。事实上，在中国与列强交了这么多次手，侵略的战火波及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在外国商品遍及中国城乡，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僻地山乡的情势下，没有被扰动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洋货，是几乎每个士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宁，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觉得还可以按旧日的生活步调过下去，无力也无心改变自身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但内心却不可能依旧水波不兴，躁动与迷惘恰是这无奈的多数士林的心理写照。

西器的扰动

在我们的想象中，凡是心态比较顽固的士人，面对西方的器物，首先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厌恶和反感才对，其实实情并非全然如此。虽然多数士人对中国没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视之为“奇技淫巧”，但他们首先接触这些东西时却往往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好奇与欣赏。当年利玛窦仅仅用区区几具三棱镜和望远镜就把一群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仅争看围观，有权势者还要千方百计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来得博大。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的器物更加“神奇”，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显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间被激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留在天津没有逃走的士人，当被邀请爬上英法联军的战舰时，仔仔细细地饱了眼福，在他们日后的记述中，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充满了对这些蒸汽机庞然大物的敬意。身处僻地的湖南士绅杨恩寿，初次乘海轮，因两位洋人邀他住了头等舱，竟然令他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玻璃之窗，紫檀之床，洋绒之毡，其余水晶盘，红毛镜，八音钟，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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