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梦醒的不仅是那些开明的士绅和那些头脑灵活，很快就能转向的士人，连那些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学究也同样是如梦方醒。当年在甲午之前组织和参与打教闹教的士绅们虽然困惑和焦虑，但是他们并不真的相信他们的天朝最终会灭亡，他们赖以自傲的文化会被连根挖掉。因为“天朝”的马车虽然摇摇晃晃，但还在按部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虽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但也还能按照老步调走。科举还有魅力，子曰诗云也还有人要听。在他们眼里，洋人无非是“要码头”，“要通商”，一时半会儿不至于伤筋动骨，虽然传教像鸦片那样讨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他们苟且的梦幻，瓜分中国的话题在西洋和东洋人的话题中流行，而中国人画的瓜分图也在中国人中流行。而且仿佛突然从天而降的严酷情势，一下子把他们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说实在的，对多数昨天还在草拟打教揭帖的士人来说，让他们马上转过来从西学中讨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谭。在中国已经出现西学热和“东学之渐”的情形下，大多数读书人却因“习业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适从之势”。

地处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在1895年进京会式时，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和风潮的感染，因此托人买了些经世书籍来读，并对西学开始感兴趣。可是他所在的地区却因“废学校、裁科考之谣”，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显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像梁启超那样“一旦故垒尽失”却能革故从新，毅然沉下心来从头开始。

应该说，这些“人心摇动，率皆惶惶”的士人，因甲午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情绪并不比那些一心要变法的先进分子来得差。对于他们来说，既有战争与割地赔款带来的强烈刺激，又有在一连串反洋教斗争中直接的“委屈”与不平，甚至还有家产与家人的损失。在求新无力，守旧无因的困境中，民族主义的愤激情绪更易于导致他们怀恋旧日的“平静”。困境愈困，压力愈大，他们就更加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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