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发动公车上书开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变革的“非常时期”，在日常政治运行的同时，另一条改良运行线也开始启动。几种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形式出现了，政论性的报纸以直接的政治动员主导了舆论，多少带有点政党性质的“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渠道中活跃着。

也许，康梁等人并非当时中国懂得西学最多的人；也许，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并不透彻；也许，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的基本情况都缺乏应有的认识；也许，他们都算不上是富有经验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有热情，也有韧力，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活动、推动和鼓动，这场维新运动是无论如何搞不起来的。

问题是，他们是中国人，而中国政治的近代变革，面临的课题实在是太严峻。几千年的积淀又太沉重。国内连像样的资产阶级都还没有，却要搞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政，士大夫连像样的西学都不知道，却要搞西方的政治。一边启蒙，一边政治操作，启蒙话语过了点头，就转过来影响政治进程。微妙的政治交易，模糊的黑幕政治，难缠的政治惯例，还有搞不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重组，即使没有顽固派的反对，政治变革已经是步履维艰，一波三折。

变法的政治曲线，时而高扬，时而低回，这是因为曲线的坐标虽然是西方的，但运行的平面空间却是中国的。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们倒是想一下子进入政治中枢，然后大力推行中枢变法，一举成功。显然，这种如意算盘是不现实的。1895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会试，康有为总算高中第五名贡士，但随即又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试中降至二甲第四十六名，随后的朝考仅列二等，结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只在六部中位列最后的工部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启超则受他老师名声的殃及，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守旧的徐桐所淘汰。当然，康梁他们并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状元人翰林，一步步出将入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双双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为实际上是幻想通过一次次的上书打动皇帝，重演秦孝公与商鞅、唐太宗与马周的佳话，一跃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于保守，重视程序的清代，这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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