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是学习西方的变革运动。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隔膜，也由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和中国人在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伴生的种种痛苦的遭际，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是充满荆棘和充满矛盾的一连串挣扎。他们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惧。中国士兵对于洋枪洋炮，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开枪时常常不瞄准被射物，而是转过脸去，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国士兵以射击不准确著称。中国农民乍一见到大工厂时，竟有人害怕被大烟囱吞掉，没人敢去工厂做工。士人也是一样，我前面已经讲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所遭的全国土人的冷遇。

尽管不断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势，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学，士人的大多数也从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动地对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学习还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广大士人（且不说一般老百姓）对西方，对世界，对今后中国赖以进步的新学，还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北京强学会成立时，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图，好不容易从上海搞到，“会中人视同拱璧”。因而，对于戊戌维新这样一种较高层次的近代化变革，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显得格外艰巨和繁难。由于中国人历史包袱太重，时间耽误得太多，启蒙的紧迫性到了甲午战后也相当突出。从仇视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思想弯子需要转；在长期反洋教过程中积累的对西方文化的种种疑惑和误会需要解释；乐于学习的需要输入译介和点拨，不愿学习的需要启发说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救中国依赖启蒙，而政治变革也需要启蒙，梁启超又说：“今日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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