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总的来说，板子打在洋务派屁股上的相当多，说他们投机者有之，说他们耍阴谋者有之，说他们两面三刀者亦有之。变法失败的罪责，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们身上。当然，洋务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洋务派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成敌对者，在维新派方面也是有过失的。

在维新期间，维新派，确切地说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联络的力量有谁呢？除了那些先进的但手中无权士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务派了。

甲午之后，洋务派状况有很大变化。老牌洋务派李鸿章尚在，虽然经过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实力与名声大损，但潜力犹在，淮系的将领以及与淮系有关系的地方督抚还唯李的马首是瞻。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刘坤一和张之洞，风头正健，是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实力雄厚，但张之洞与李鸿章积久不相能，矛盾颇大。吴大激等后湘系，实力虽微，但也不可小视，通过甲午战争，力量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不管洋务派各派之间态度如何，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在开初都是相当积极的。诚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志在唱推行洋务运动的老调，并不是真心变法维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变法，而且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全局性地铺开过，况且维新运动相当多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于变法变政之前，先将洋务运动推一推显然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谈谈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态度。首先看看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几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师曾国藩尚在时，已经隐隐然驾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渐式微之后，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鸿章也成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重大政治，外交决策，几乎都摆不脱他的影响。清末有三大总督位置最为重要，湖广、两江和直隶，尤其是后两个，一个居清朝财赋之地，一个扼京畿咽喉，且兼着北洋与南洋大臣，位尊权重，非寻常可比，而李鸿章总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几十年，位极人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后起之秀张之洞挟清流之助与之斗法，却总是处于下风。这不仅因为他是所谓平发捻的大功臣，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与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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