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历史事件。这场政治改革，无疑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变局，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向近代政治的转化。

在持续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属于近代意义的政治变革不能说没有，但就整个政治体系而言，确是微乎其微的。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被动地建立了近代性质的外交体系，并且由这个体系来兼管与洋人、洋务有关的事宜。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实质上只是不触动原有政治体系的“补丁”，而且在名称上还是显示出中国对原有天朝体系（天下狄夷观以及朝贡体制）的眷恋：明明是外交机构，非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可，在称谓上以文化自大的虚矫，显示对西方人的“优势”。

正是处于对洋务运动“改制”乏力的反思，维新运动开始将制度变革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全力推进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由外发转向内发，有了充分的主动性。由此，揭开了中国漫长的近代政治演变的序幕，虽然时间非常短暂，可所昭示的政治课题却具有久远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涉及机构精简者颇多，北宋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精简都是其重要内容。对于任何政权机构而言，精简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行政效率与政治稳定间的平衡。而政府机构精简的真正实行，有赖于经济的近代化、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赖于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化。

效忠原则与权力平衡

但凡有点作为的君主，都很痛恨行政效率低下和办事拖沓、推诿与层层扯皮的官僚习气，常常会在整饬吏治的诏书中加以痛诋。但是奇怪的是，传统官制的设置与安排，却恰恰与提高效率的要求相反，首先考虑的是效忠原则和防止专权及叛离倾向的权力平衡，为了能够维持体系的稳定，宁愿牺牲效率。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效率才会与效忠并列被重视，如战争年景或者像战国那种高度竞争的时期。而在传统社会的常态（即所谓太平年景），官制上的一职多官，多头负责，相互牵制的现象几乎可以说是普遍性的。秦与西汉为政尚简，但相权已由三公分享，东汉已明显地出现三公与尚书台的分立，中枢相权再度分散，以凸现皇权的分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书省与门下省与尚书台三足鼎立，分掌中枢，原来的三公九卿成为虚衔，三省的地位较卑的长官及属曹，成为围绕皇权的决策与行政实施的官员，三者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大权旁落成为更加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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