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各个朝代中，清朝是个偏于保守的朝代，臣民上书言事是受到限制的。四品官以下，不许直接上书皇帝，一般中下级官吏如有上书，须由高级官员转奏。嘉庆继位后，下诏求直言，但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上万言书仍需由别人转奏。如果是布衣的话，想上书只能通过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权视其内容是否适宜，决定是否转递。由于有这么多关卡和刁难，实际上很少有平头百姓的上书能上达“圣听”，显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来自布衣的“奏折”，就连官员们的单独上奏也是皇帝赋予的一种特权。皇帝主要是依靠监察系统的耳目来了解下面的情况，还利用官制设置上的相互牵制，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瞒。

也可以说，作为清朝的皇帝，他们绝不想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只指望牢牢地坐在宝塔顶端，隐在深官里永远保持帝王的神秘性，这也算是一种统治特色。

清朝统治是最彻底的肉食者谋，只有做到了高官，才有发言权。清朝继承明制，制度上的兴废不多，而且总体实行的是简政政策，地方上赋税征收手续简单，各种政策大都依旧例进行，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仅不需要多少创造性，而且习惯于守旧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万马齐喑”虽然可哀，毕竟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统治机器的腐朽，清朝统治是越来越缺乏活力，整个官僚体系暮气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为为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乾隆后期以来，统治已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本来并不严重的白莲教起义，剿了几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绿营兵也不中用，不得已只好招募乡勇，又要加以苛练，结果反而使乡勇变成了义军。嘉庆上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将白莲教起义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发生了林清起义，居然打到了皇宫，嘉庆在“罪己诏”中“笔随泪洒”地痛诉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却不肯稍稍改一改“不开言路”的旧制。嘉庆死后，儿子道光虽说敢于执枪射落一爬皇宫宫墙的义军，但治国也不比老子高明多少，天下究竟怎么样，他也不甚了了，官员们欺下瞒上的功夫日见其长。鸦片泛滥到了官兵拿不动刀枪的程度，白银的外流已经造成银荒了，皇帝老儿才知道。梁启超说得很是真切：“故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九重万里，无由闻知，向来譬之如十七层浮屠，层层塞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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