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之于乡村的统治，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由于存在一种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框架，与相应的道德氛围。我们知道，以“五常”“八德”为标志的儒家伦理，实际上已经成为自秦汉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相当依赖血缘纽带，并以差序格局存在的农村家庭与社会，从“亲亲”原则出发的孝悌节义之类的道德讲求，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为农民所乐于接受。但是，统治者“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以孝求忠，即对皇朝的效忠才是“五常”“八德”的道德目标。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不断地制造儒生面目的士大夫以承载官方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通过士大夫控制乡里道德的话语权，发挥导向和解释作用，至少保障了乡里道德的基本内涵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近代两位最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政治家，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彭湃。毛泽东说过：“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现在的乡村，这种教育是很盛行的。”而有着“农民运动大王”称号的彭湃也说：“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都为农民所讨厌。”。应该说这是一种贴切的论说。

学校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播的大渠道，是传播代表正统意识形态的大传统的主要场地。自从春秋战国官学下移民间以来，乡间逐渐形成了官学、私学并存的局面。到了离我们最近的清代，官学虽然定期举行考试，有学舍和带官衔的教师（训导与教授），但由于官学已经被捆绑在了科举制度的体系上，所以，童生进学之后，有了生员的名分就基本上不在学校读书了；到了晚清，甚至连每年的例行考试也变成了官样文章，如果生员不打算进一步考举人进士的话，他们几乎可以不再用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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