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以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存在着对于政治以及制度变革越来越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与变本加厉的地方主义奇妙地结合，使得一心幻想着恢复满人昔日荣耀的清廷很快就丢了江山社稷，也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一种持续的动荡之中。由帝制到共和制的制度转换虽然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但模仿欧美最新体制的政府却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的可能，更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威。几次想要恢复传统意识甚至借助复辟帝制来重建中央政府权威的尝试，都在地方主义的潮涌下可悲地失败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地方主义的滋长终于找到了自己最赤裸裸也最糟糕的表达——军阀割据。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统治集团像近代军阀一样与乡土社会如此接近。据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超过1300个军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不折不扣的乡土集合体，是按照严格的血缘和地缘网络建立起来的。同宗、同村、同乡的关系被视为最紧密和牢固的团体纽带。北方规模较大的军阀对于地缘的依赖相对要差一点，但是南方的中小军阀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就等于丧失了生存条件。无论南北，军阀集团的核心层几乎无一例外地由血缘、地缘最近的人构成。但是，恰是在这样一种统治者的治下，中国农村呈现出最无序、最混乱的状况，农村的破产变得变本加厉，农民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化的境地，农村的实际控制者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貌，有地方精英的乡村武装，也有土匪、教门和帮会的头目。

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总体上是缺乏权威的。还在袁世凯时代，中央政府要想动一动各省督军甚至师、旅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后来，中央政府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百里侯”，政令不出都门，其实只是控制北京的军阀手中的招幌，其作用只是为遍地的大小军阀提供一个“合法割据”的头衔。各地军阀的统治完全依军阀的个性来进行，讲究一点的和有一定抱负的统治就规矩一点，而目光短浅和生性残暴的则毫无章法，四川军阀刘存厚居然把田赋征到了21世纪的中叶，而“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干脆就是土匪式的掠夺。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都强化了地方政权体系，并将之公开地延伸到了县以下。民国初年各地的县之下大多设区，区长由上面委派，或者由县长委任当地精英担任，属于很明确的“政府机关”，县以下有的是乡，有的是保，有的是都，不一而足，但头目都要经过上级政府认可，甚至连最基层的甲、牌长，有的地方都要上面点头。地方政权自县以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唯催粮是务……盖在军队高压势力之下，不得不然也”。此时的国家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赤裸裸地变成了税收机器。换言之，国家政权此时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军人手里，政权的延伸伴随着武力的抢夺，而且只为军事机器的现代化服务，清末以来的政权下移，终于走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脱离了原来的现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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