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俄国灾难性远东战役的终结的，是国内暴烈的动乱。我的母亲没有被吓倒，在国外度假式地生活了几乎一年之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一九〇五年初。国家事务需要我的父亲留在首都；立宪民主党——他是创始人之一——即将于次年在首届杜马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一次和我们在乡间短暂相聚时，他怀着爱国的惊愕确知我和弟弟能够用英语读写，却不会用俄语读写（除了KAKAO和MAMA之外）。于是决定请村子里小学的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带我们散步。

随着我的第一套水手装上附带的哨子的一阵尖利而快乐的哨声，我的童年将我召回到那遥远的过去，叫我再一次和我那令人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季诺维奇·热尔诺斯科夫有着蓬松的棕色胡子、正在变秃的头和青蓝色的眼睛，一个眼睛的上眼皮上长了个令人着迷的赘疣。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盒特别吊胃口的方木块，木块的每一面上印着一个不同的字母；他使用这些方块时就好像它们是无比珍贵的东西，说起来确实也是（而且还能够用来给玩具火车搭成绝妙的隧道）。他敬重我的父亲，父亲不久前才重建了村子里的学校，并且使学校现代化了。作为自由思想的老式象征，他引人注目地用一根松垂的黑领带随便地打了个蝴蝶结。当他和我，一个小男孩，说话的时候，使用第二人称的复数形式——不像仆人用时的拘谨，也不像母亲在充满柔情、比如说我发烧或者丢了一个小小的火车乘客（仿佛用单数形式太单薄，承载不了她爱的分量）的时候会用的样子，而是以一个人和另一个他没有熟悉到可以用“thou”说话的人说话时所用的有礼貌的普通口吻。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在我们乡间漫步的时候他常常会急切地比划着，谈论人类、自由、战争之恶以及炸死暴君的不幸（可是我觉得有趣）需要，有时他会拿出当时很流行的和平主义的作品Doloy Oruzhie！（译自伯萨·冯·祖特内尔的《放下武器》），用冗长乏味的引文来款待我，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试图反驳：在那个幼小好斗的年龄我为流血辩护，愤怒地保卫我的玩具手枪和亚瑟王骑士的世界。当所有激进分子被无情迫害的时候，热尔诺斯科夫被送到苦役营，但他设法逃到了国外，一九三九年在纳尔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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