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不多、留着胡子、弯腰曲背的老派绅士卡明斯先生，在一九〇七或是一九〇八年时教我画画，曾经也是我母亲的绘画老师。他在一八九〇年代早期作为伦敦《画报》的驻外通讯记者和插图画家来到俄国。据说婚姻的不幸给他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他的忧郁温柔的举止弥补了才气的不足。他总穿一件粗呢厚大衣，除非天气非常暖和，才会换成用洛登缩绒呢做的棕绿色羊毛斗篷。

他使用放在背心口袋里一块特别的橡皮的样子很让我着迷，他抓紧纸，擦完后用手指的背面轻轻掸去“gutticles of the percha”（如他所说）。他默默地、伤感地为我阐明无情的透视法则：他那优雅地拿在手里的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铅笔画出的长长的笔直的几笔，使他从乌有中创造出来的房间的线条（抽象的墙、远去的天花板和地板）以诱人而乏味的精确在遥远的一个假设点汇合。诱人，因为它使我想起了铁轨，在我最喜欢的面具——一个肮脏的火车司机的充血的眼睛前对称而难以捉摸地聚拢起来；乏味，因为那个房间仍然没有家具，空落落的，甚至连在博物馆引不起人兴趣的前厅里看得到的平庸的雕像都没有。

画廊的其余部分补偿了那贫乏的前厅。卡明斯先生是画日落的大师。我们家的人在不同时期以每幅五个或十个卢布买下来的他画的小幅水彩画的遭遇不怎么顺利，被挪到越来越不起眼的旮旯，最后完全被某个优美的瓷器动物或一张新配了框子的相片遮没。在我不仅学会了画立方体和圆锥体，而且会用均匀的、融合起来的斜线条把它们不得不被永远挡住的那些部分打上适当的阴影之后，这位和善的老先生就会心满意足地在我着迷的目光下用水彩画他自己小小的乐土，同一种风景的不同变化图：有着橘黄色天空的夏日的黄昏，一片牧场，尽头是远处森林的黑色边缘，一条发亮的河流，映现出天空，蜿蜒曲折一直向远方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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