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发现，当我将昔日自己的某个珍爱事物赋予我小说中的人物后，它就会在我把它如此唐突地放置其中的人造世界中日益憔悴。尽管它仍在我脑际逗留，但它特具的温暖、怀旧时产生的感染力都已经消失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和我的小说而不是我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密切的认同，在过去的我身上，它似乎曾是这样安全，不会受到艺术家的侵扰。在我的记忆中，房屋像在昔日的无声电影里那样悄无声息地坍塌。我曾把我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借给了我的一部作品中的一个男孩，她的肖像现在既然已经淹没在了对一个和我自己的童年完全没有关系的童年的描述之中，便迅速褪去颜色。内心中的我反抗着小说家的我，下面是我为挽救对这位可怜的女士仅剩的记忆所做的拼死努力。

女士是一个大个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六岁、弟弟五岁的时候，她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她。我是这样清楚地看到她浓密的黑发，高高梳起，开始隐隐发白；她严厉的前额上的三条皱纹；她突出的眉毛；黑镜框夹鼻眼镜后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隐约可见的髭须；那满是斑点的皮肤，在她发怒的时候，一阵红晕会庄严地扩展到堆在缀满饰边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个、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区域。现在她坐了下来，或者不如说她开始应付坐下来这个任务，下领的一团软肉哆嗦着，边上有三个扣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后在最后一刻，把巨大的躯体交给了柳条扶手椅，椅子纯粹出于恐惧，发出了一阵如枪炮齐鸣般的噼啪声。

那时我们在国外已经待了大约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亚度过了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在一九〇五年初动身回俄国。我记不得是哪个月了。一条线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时候，我被带到了那儿的俄国教堂——我第一次进教堂——那可能是在大斋节期间（在礼拜进行的时候我问母亲，牧师和执事在说些什么；她用英语轻声回答说，他们在说我们大家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理解为，她的意思是那两个穿着闪亮的锥形礼炮的绚丽人物互相在说，他们永远是好朋友）。从法兰克福出发，我们在一场暴风雪中到达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从巴黎隆隆开来的北欧快车。十二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俄国边境。在冬天的环境下，调换车厢和火车头的仪式带上了奇特的新的意义。激动的rodina即“祖国”感，第一次有机地和令人感到慰藉的脚下嘎吱作响的雪、穿过雪地的深深的脚印、火车头烟囱的红色光泽以及红色煤水车上在一层随车而行的雪的覆盖下高高堆起的白桦圆木交织在了一起。我还没有满六岁，但是在国外的那一年，那充满了困难的决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个俄国小男孩接触到了成年人的谈话。他自己也难免受到一个母亲的思乡和一个父亲的爱国情愫的影响。其结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国，我第一次意识到的回国，现在，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感到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场预演——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衣锦还乡的预演，面是在我漫长的流亡生涯中的不断出现的还乡梦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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