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兰斯基显得是多么多才多艺，有关我们的学习上的任何事情能够解释得多么彻底，他在大学里受到的不断磨难就令人感到惊奇。最后人们得知，原因是他顽固地要搞那些自己完全缺乏悟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回想起了当他不得不参加最重要的课程终结考试之一的时候的紧张不安。就在即将到来的考试前夕，我和他一样担心，禁不住在房门外偷听，里面，父亲在兰斯基的恳求下私下帮他练习，考一考他对查尔斯·纪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知识。父亲翻着书页，会问他，比方说：“价值的由来是什么？”或者：“钞票和银行票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兰斯基会急切地清清嗓子——然后是完全的沉默，仿佛断了气一样。过了一会儿以后，甚至连他那小声轻促的咳嗽也不再出现了，只有我父亲敲桌子的声音不时打断间隔着的沉默，除了那么一次，在一阵快速和抱有希望的抗辩中，这个苦难的人突然高声说：“这个问题书里面没有，先生！”——但是里面有。最后父亲叹了口气，合上了课本，温和然而清晰地说道：“Golubchik，你不可能及格的——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兰斯基不无尊严地反驳道。他直挺挺地仿佛是个标本般坐在我们的汽车里，被送到大学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天黑，乘雪橇在暴风雪中蜷缩成一团，回到家里，在无声的绝望中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

兰斯基在我们家的最后一段时间结了婚，到高加索，到莱蒙托夫的山岭中去度蜜月，然后回到我们家又待了一个冬天。他不在的期间，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一位瑞士家庭教师诺耶尔先生接替了他。他是个身体强壮的人，八字胡又短又硬，给我们读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每一行都装腔作势地用最甜腻的声音读出来，并且根据他所模仿的人物，把声音从长笛音变成巴松管的低音。打网球的时候，如果轮到他发球，他会坚定地站在端线处，穿在皱巴巴的紫花布长裤里的两条粗腿大大叉开，突然膝盖一弯给球猛烈的但却是少有的缺乏效果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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