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想问尼娜的那个问题始终没问。我本来想问她是否意识到那个让她如此厌烦的苍白憔悴的男人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问这个有什么用！对她这样的女人来说，书籍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看来，她自己的生活已包含了一百部小说所给人的激动和兴奋。假如罚她在图书馆里待一整天，不许出去，她到中午就会死的。我敢说塞巴斯蒂安在她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作品：如果谈的话，就像跟一只蝙蝠讨论日晷一样。所以咱们就让那只蝙蝠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颤抖吧，让它转着圈地飞吧：它是在笨拙地模仿燕子。

塞巴斯蒂安在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里写下了《可疑的常春花》，这本书无疑是他的杰作。他是在什么地方写的这本书，又是如何写的呢？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远离古德曼先生警惕的目光）。在巴黎的一个“酒吧间”（不是他的情人有可能光顾的那种地方）靠里边墙角的一张普通桌子旁边。在戛纳或瑞昂某处罩在橘黄色太阳伞下的帆布椅子上，当时他的情人和她那帮朋友抛开他到别处纵情玩乐去了。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在两次心脏病发作的间隔当中。在一个旅馆里，伴随着院子里洗盘子的叮当声。在我只能大致猜测的很多别的地方。这部书的主题很简单：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你能感觉到他在书中每况愈下；他的想法和回忆充满全书，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像不均匀的呼吸，时起时伏），一会儿翻卷起这个意象，一会儿又翻卷起那个意象，让意象在风中飘浮，或者甚至把它甩到岸边，它似乎在那里移动，并自主生存了一会儿，很快又被灰色的海浪卷了回去，沉入海中或奇怪地变了形。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是尽管书中其他人物的生活似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或至少在塞巴斯蒂安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的），读者却无法得知这个即将死去的人是谁，他的临终床摆在哪里或漂浮在哪里，或那是否真是床。这个男人等同于这本书；这书本身就在喘着大气，奄奄一息，并曲起一只吓人的膝盖。一个又一个思想意象冲击着意识的海岸，于是我们追溯着来到心间的事或者人：一条被毁的生命的零星残余；先是爬行而后展开带眼睛的翅膀的怠惰想象的人物。它们，也就是这些生命，不过是对主要题材的诠释。我们追溯那个和气的国际象棋选手施瓦兹老人，他在一幢房子的一个房间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教一个孤儿如何运作“骑士”这枚棋子；我们见到那个肥胖的波西米亚妇人，她那用廉价染发剂染过的不褪色的头发中有一缕灰发；我们倾听那个面色苍白的不幸的人在一间臭名昭著的酒馆里对着一个专注的便衣警察大声谴责压迫政策。那个身材修长的可爱的歌剧女主演在匆忙之中踩进了水洼，银鞋子也毁了。一个老人在啜泣，一个穿着丧服的嘴唇柔软的姑娘在劝慰他。瑞士科学家努斯鲍姆教授于凌晨三点半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枪杀了他的年轻情妇，并开枪自杀。这些人和其他人来来去去，开门关门，只要他们走的路上有光亮，他们就活着，他们继而会被小说的首要主题——一个男人即将死去——的人浪花所淹没。这个男人在一个可能是枕头的东西上动了动胳膊或转了转头；在他动的时候，我们一直注视着的这个或那个生命淡出了或变化了。在短暂的瞬间，这个男人的人性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正顺着这本书的主动脉流淌。“现在已经太晚了，‘生命’的店铺已经关闭了，这时他感到很遗憾：他还没去买自己一直想买的某本书；他从未经历过地震、火灾、火车车祸；他从未到过西藏的打箭炉，也从未听过蓝喜鹊在中国垂柳上叽叽喳喳；他还没跟他在寥寂的林中空地里遇见的那个眼无羞色、行为出格的女中学生说过话；他还没有因为一个羞涩丑陋的女人所开的无聊小玩笑而大笑过，因为那间屋子里没有人大笑；他曾经误过火车，误读过暗示，错过了许多机会；他还没有把口袋里的分币递给那个在街头颤抖着给他拉小提琴的老人，那老人是他在阴冷的一天在某个被遗忘的小镇遇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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