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3年,张正芳回上海养病期间,上海戏校的同学张美娟(张正娟)就有意要留下张正芳。那时,在江青的特批下,上海成立了“五七艺校”,张美娟任校长。她听说张正芳回上海探亲了,就千方百计安排见面,并表示要调张正芳回上海任教。但由于上海和辽宁是平级单位,因而调令被辽宁省文化厅拒绝了,不仅没有放人,张正芳还因此受到批判。
而这一次张正芳能到北京,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史若虚。
史若虚是老革命,也是文化名流。1961年,他应邀参加了张正芳的拜师仪式,但当时他对张正芳并不了解。1962年,史若虚去大连招生,碰巧张正芳在那里巡回演出,这次,他看到了张正芳的《百花赠剑》《杨排风》《叶含嫣》,赞不绝口。1979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出访朝鲜,路过丹东,看了张正芳的戏,回到北京后便与史若虚商量着,如何将张正芳调到北京从事戏曲教育工作。两人一拍即合,下了调令。
接到调令,张正芳的态度竟也十分明确,“候鸟要南飞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比较复杂,张正芳自己归纳了三条。第一,当时她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问题已比较严重,作为病人,大夫要求她减少激动,但演员演戏必须要有激情,两者对立,不能两全;第二,尽管“文革”平反后领导照顾她,观众也欢迎她,但原来的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她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穿小鞋,比如,她需要在舞台上做劈叉“四险”的动作时,竟遇到了长期合作的四个人同时请假,于是只能全都换上新人,配合不默契,让她做这个动作时差点出了生命危险;第三,那时她已年近50,想入关了,总想着可以离家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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