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小说,随便进行一点不严格的考察,很难不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艺术在现代的实践比起往昔总算有所进步。使用它们那简单的工具、原始的素材,菲尔丁可以说写得不坏,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等。">写得更好些。可是,把他们的机会和我们的机会比比看吧!他们的杰作确实具有一种奇妙的质朴气息。然而,要拿文学与(举例来说)汽车制造方法相比,就经不起细细推敲了。两个世纪以来,关于机器制造,我们学会了不少东西,但是,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究竟学会了什么,就大可怀疑。我们并没有学会写得好一些,值得一提的仅仅是我们有时向这个方向、有时向那个方向挪动一下,可是,若从一个高峰顶上看下去,那整个行程的轨迹却具有一种循环的趋势。不用说,我们还无权要求哪怕暂时地占据那样优越的地位。我们只能站在平地上,夹在人群之中,眼睛为尘土迷离,以羡慕的心情回顾那些幸运的勇士——他们已在战斗中获胜,带着功成业就之后的安详神气,因此,我们不禁窃窃私语: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像我们这样激烈。
这事还要让文学史家来定夺,只有他们才能说出我们现在究竟是在开创,或是结束,或是正处于一个散文体小说的伟大时代——因为,下面原野里的情景是难以分辨的。我们只知道:激动着我们的既有感念之心,也有敌对之意;某些道路似乎通向肥沃的土地,另一些道路又似乎通向尘沙弥漫的荒野。对此,也许值得尝试着去阐述一番。
对于古典作家,我们并无怨言。如果说我们跟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有什么争执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三位都还健在,他们作品中那种每日每时仍然活生生存在的缺陷,迫使我们只好不客气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同时要说的是:对于他们的千百种才能,尽管我们也要感谢,但是,我们无条件的感激只能留给哈代先生,留给康拉德先生,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留给《紫红色的土地》《绿色大厦》和《远方与往昔》的作者赫德森先生。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在我们心中唤起了许许多多的希望,然后又不断地使得它们一一落空,所以,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感激方式主要地只能是感谢他们向我们显示了他们所可能做到而并未做到的一切,以及我们自己实在做不到也实在不想做的事情。面对着一大堆卷帙浩繁、品类众多、既有可赞美之处又有毫不值得赞美之处的著作,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说法表达出自己想要对它提出的指责和不满。如果我们尝试着拿一个字眼儿把我们的意思概括出来,那就只好说这三位作家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正是因为只关心肉体而不关心灵魂才使得我们失望,并且使得我们感到:英国小说要是早一点(尽可能有礼貌地)摆脱他们而前进,哪怕一下子走入了沙漠,那对它的灵魂倒是要好一些。自然,一个字眼儿很难打中三个不同的目标。对于威尔斯先生来说,它明显地离目标太远。然而,即使说到了他,他也可以向我们暗示在他那天才之中所混入的杂质,以及跟他那纯净的灵感掺合在一起的那一大团泥块。但是,本涅特先生恐怕要算是难辞其咎的被告了,因为他是他们三位当中最能干的艺匠。他能把一本书弄得结构严密、技巧上无懈可击,就连那些最严格的批评家也看不出哪一个漏洞、哪一个缝隙能引起朽坏。因为,在窗框间不透一丝风,在板壁上也没有一条裂口。然而——倘若生命无法在那里面存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对于《老妇人的故事》、乔治·肯南、艾德文·克雷亨格等许多人物的创造者来说,这种危险大概已经排除了吧?因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过着富裕的,甚至出人意料的生活。但是,仍然还得问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的?在我们眼里只看到他们频频抛弃了在五镇的精巧别墅,进入某个设有软垫子的头等车厢里,在数不清的电铃和按钮当中消磨时光,而他们这种豪华旅行的最后归宿毫无疑问的是要在布莱顿的高级旅馆里长享清福。对于威尔斯先生,不能说他是这么一种意义上的物质主义者,即:他过分讲究自己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他那宽厚的心里装满了种种的、过多的同情,不容许他拿出时间把作品弄得井井有条、内容充实。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完全是因为他好心好意地把本该由政府官员履行的职务也揽到自己的肩膀上,因此陷在一大堆概念和论据里,简直没有余暇去过问——或者忘记了需要重视——他书里的那些人物写得多么生硬粗糙。然而,对于他写的人间和天堂,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厉害的批评吗——就是说:不管今生、来世,只有他笔下的琼恩、彼得那些人物才能在那里居住!他们这位慷慨大方的创造者无论为他们设计出什么样的制度和理想,难道不都是被他们那种低劣的天性弄得一片晦暗吗?此外,对于高尔斯华绥先生那正直、慈祥的性格,我们虽然深深怀着敬意,从他的书里我们同样找不到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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