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我们在十月份抵达莫斯科时，冬天的迹象已无处不在。城市里破败的建筑和暗沉的天色让我想起二战期间在俄国度过的四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年轻飞行员，担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将军的副官。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毫无热情，但战争期间在俄国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将军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间，我们在那间老的美国使馆里办公，老使馆位于莫克哈瓦亚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宫对过，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国军队正步步逼近。我们飞越了俄罗斯广袤的土地，还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带被困了一个星期。击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苏联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我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这一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不过我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对往事的怀恋能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尽管我觉得因为战争的缘故我同俄罗斯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我很清楚苏美关系的现状。1979年，“缓和”战略收效甚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签署算得上积极的进展。

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交给我的任务清晰明确：之前驻莫斯科的美国使节得到的待遇同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希望我能改变这一局面。多勃雷宁出任苏联驻美大使二十余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会见美国总统。他的专车甚至有美国国务院停车场的许可证。我们的驻苏大使则同多勃雷宁形成鲜明对照，花了十年多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还是混不开。在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谈判中，卡特政府为了方便起见，经常让多勃雷宁往莫斯科传话，我们的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反而被晾在一边。既然现在协定已经签署，卡特总统希望美国使团能够在苏联重新建立起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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