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岛我的书房里面计划一次环绕合恩角的远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说：“赛伊和我觉得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他口中的赛伊正是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从I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哈罗德，”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树林和佩诺布斯科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呢？”

“卡特总统希望你前来主持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简称GAC）。”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组织，哈罗德解释说，这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独立的建议。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建立的，直接向总统报告，是社会杰出人士进入军方幕后、了解军备竞争真实情况的一个途径。布朗和万斯显然都觉得我是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合适人选。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整个职业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还在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先是作为军人，之后是作为企业家，因而我并不陌生苏联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将苏联人看成有责任感的民族，他们同我们一样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同他们协商、制定裁减军备的协议是行得通的。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后想来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在我心脏病发作之前，对于华盛顿发来的邀请我都是敬谢不敏的。我当时认为，离开IBM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涉足一些我完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领域而败坏自己的形象。但现在我退休了，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探险远行。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这能让我有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许多美国人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我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过太多。我还记得古巴导弹危机时那些可怕的日子：每个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等着最新的事态报道。当时我给自己家建了个防核尘地下室，还在IBM推行了一个“家庭防空洞建设贷款计划”，每个想在自己家建防空洞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贷款。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建起防空洞，整件事情看起来反而越来越没有道理。你可以在防空洞里躲上三十天，可当你出来的时候，又会看到什么呢？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数掠夺成性的人，你和你的家人还是没有安全可言。我们都在防空洞里准备了手枪和步枪，但整件事情开始显得荒谬了。很快人们似乎就认识到，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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