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职衔伊里布南下杭州后，为浙江局势之糜烂而震惊，立即从在京时“与银与地均非办法”的立场上后退，不顾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谆谆教谕，决计“羁縻”。

可是，这样一来，耆英、伊里布反而处于“两面作战”的窘境：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由此，耆英主持的求和活动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经历了奇特的历程。

1842年5月17日，刚刚放弃宁波等地的英军重兵逼迫乍浦，耆英闻讯后惊骇失色，未经请旨，于次日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待伊里布至嘉兴时，乍浦已失，即派先前充其对英交通员的外委陈志刚向英方送去了一份照会，伊里布开出的停战条件还是一年前的老一套，即以通商换和平。他似乎并不知道，在杨芳、奕山的允诺下，广州的通商已恢复一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此时尚在香港，陆军司令郭富于5月21日复照，称赞伊里布昔日善待英俘的行为，欢迎其前往乍浦并保证其安全，但又声称谈判非其“职分”，须转告璞鼎查“查办”。照会最后称：“倘若贵国按照叠次所致文书内条款，一切允准，即结平和无难。”伊里布接此照会，一方面喜出望外，英方愿意和平；另一方面又如坠云雾之中，他实在不知道“叠次所致文书条款”为何。他不敢贸然去乍浦，于是在复照中称，既然须由璞鼎查“查办”，那就等到璞氏的照会到来后，“再行酌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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