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

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

进一步地研究又使我吃惊地发现：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在19世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天朝”本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它共有十三款，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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