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荧山下制造死亡的淡蓝色硝烟，随着安忠良被镇压而永远消失了。郑少白和被镇压者共同拥有的那个秘密，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也像那阵淡蓝色的硝烟一样，永远消失了，消失得没了踪影。郑少白变得理直气壮了：他不是叛徒，从来不是，说他是叛徒的人是陷害同志，是居心不良，就这么回事！反正现在任何人也拿不出他叛变革命的证据了，能够证明他叛变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然而，恐惧虽不存在了，新的愧疚却又浮上了心头：安忠良实在了不起，就像当年的王三哥一样了不起，宁愿挨枪子也不低头，也没把他郑少白供出来，他该咋办？不能对不起安先生啊！于是，郑少白又像当年抚养王涌、王玲那样，一次又一次偷偷给遣送到安徽乡下的安忠良的遗孀唐娟寄钱，寄粮票。甚至在叛徒问题被揭发以后仍继续寄，一直寄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也正是因为有了郑少白的暗中资助，唐娟才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饿死，才奇迹似的活到了今天。

当时，郑少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日后还会因其他原因暴露，真以为他的革命已彻底地成功了。他一边不断化名给唐娟寄钱，寄粮票，很讲义气地感谢着安忠良的保护之恩。一边踌躇满志地享受着革命的成果，做他的市总工会副主席，而且越做越有模有样了。有时回到家里，郑少白对自己老婆叶春兰说话，也会把四分革命道理加六分革命官腔带将出来，搞得叶春兰老提醒郑少白，叫他不要把自己家也当做总工会了。

幸福而美好的日子过了几年，到1955年3月彻底结束了。

结束得很突然。那个3月的上午，郑少白和市总工会的一帮干部正要下工厂检查全市劳动竞赛的进展情况，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一个处长突然来了，要郑少白到市委组织部谈话。郑少白根本就没想到是要核查他的历史问题，还以为又有提拔的希望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做了五年，也该进一步升主席了，郑少白就高高兴兴地跟那位处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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