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里曼从丘吉尔的地下指挥部出来时，感到精力充沛，决心百倍。

当他后来回想起来时，又觉得不自在。鼓励士气的讲话通常只对普通士兵有效，很少会对知识分子起作用。但现在，尽管高德里曼明明知道丘吉尔的表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讲话的抑扬顿挫都像交响乐一样，是在事前安排好的，然而，对他还居然起了作用，就好像他是中学板球队队长，在赛前最后一分钟聆听教练的告诫一般，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他回到办公室，抓耳挠腮地想做点什么。

他把雨伞放进伞架，把湿淋淋的雨衣挂好，在橱柜门里的镜子中照了照自己。毫无疑问，自从他成了一名英国反间谍人员以来，脸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个研究班上和学生们的合影。当年他的样子比现在看起来还要老：脸色苍白，头发稀疏，胡茬不净，还穿着退休的人那种不合身的衣服。如今稀疏的头发已经不见：中间秃了头，只像修道士似的还有一圈头发。现在他的衣着不像教授，倒像个企业家。虽说可能是他的想象，但依他看，他的下巴变得更坚定了，双眼益发炯炯有神，而且更认真地刮脸了。

他坐到办公桌后，点燃一支烟。新添的这习惯并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却发现已经上瘾。在战时的英国，几乎人手一根香烟，包括一些妇女在内。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她们正做着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坏习惯也是理所当然。他吸了一口香烟，嗓子发痒，便咳嗽起来。他在一个充当烟灰缸的壶盖里把烟掐灭了。

他回想着与丘吉尔的会面。麻烦在于，他所收到的激励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励又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启发。他回想起他写过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中世纪苦行僧。当时，高德里曼为自己选定了一个重要性不大却十分棘手的研究课题：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在这五年间，托马斯有八个月行踪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里曼也定不下来，这对全篇论文的价值影响极大。他所使用的资料根本没有这些记载。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没有记载，那就无法发现他在哪里，事情就是这样。高德里曼当时年轻气盛，不肯相信就是没有记载，于是，他从一个假定出发：托马斯既没在巴黎也没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两地之间的途中。经过锲而不舍的搜寻，他最后终于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馆的航海记录中发现，托马斯登上了一艘驶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风吹离了航线，最终在爱尔兰海岸沉没。这篇历史研究的论文使高德里曼得以升等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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