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铺伏击战的战果颇丰，战斗结束后的次日飞至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这样说：

是役计毙敌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汽车180辆全部烧毁，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0挺，迫击炮4门，步枪320支，冲锋机枪12支，短枪8支，步（枪）弹6000余发，冲锋机（枪）弹约千发，大衣、军毯各数百，望远镜9个，皮鞋40余双，皮包10余个。其余军用品，因对付敌之增援，当与汽车同烬。

电报还说：缴获有敌人的重要文件和信件，整理后即送集总。

文件和信件不久就送到了八路军总部，还附有翻译稿。显然，徐向前是把它们研究了一番的。彭德怀也对日军官兵的这些信件发生了兴趣，并有了意外收获。

在这些信件中，日军一士兵高见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山西的道路与河北全然不同，差不多都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

日军另一士兵清吉写给哥哥的信透出了与高见安同样的感受：

向高高的山顶推上车辆，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饿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

日军大佐加藤正夫写给朋友的信中则是一种恐惧和厌战：

我们的四周都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在施行游击战，实在是难战之极。同时，他们又善于宣传，到处都弥漫着反抗我们的氛围，甚至连村民也群起与我们作对，所以在这种环境中，脑子里时刻得紧绷着一根弦不可，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倒下了。这种环境中，人想得也是最多的，感受也最复杂。说实在话，现在虽然进行的是膺惩之圣战，但辗转数月，把好端端一个人变成狂暴性，粗鲁性，是有一种残酷的成分，加之看到战场上杀戳风景的寂寞情形时，好不被愁绪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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