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搞掉直接威胁其后方安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起，伴随其“治安肃正”，使整个冀中地区除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深泽、束鹿等中心地区外，其余各县重要村镇日军均设置了据点，并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线和敌伪军据点：在交通线两侧修建隔断壕3900公里、碉堡工事1300座。

为截断与冀西山区的联系，加强对北岳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敌伪在平汉路西太行山脚下以高约2米、厚约1米的石头墙连以碉堡筑成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再加上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又连续推行两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通过威胁、欺骗手段，迫使大批不坚定的分子变节，在其据点周围建立起傀儡政权和警备队、自卫团等汉奸武装。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抗日武装活动区域，使冀中军民进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

随后，日军又对冀中地区的人口、面积、道路、河流、农产品品种，八路军的兵力及活动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加紧进行大“扫荡”的准备工作。认为5至6月间，河水“水量缺乏时，即不成障碍”。到5月下旬，像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对射击虽然有些妨碍，但部队的望和通行并无不便。”

通过调查，认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是：第一，“尽管我方武装扫荡目标指向敌方基干部，但在广泛地区分散存在的小股兵力是很难捕捉的。”因此，“必须隐蔽作战意图，予以突然急袭。”第二，“我方剿灭的对象虽为此等武装，但由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与生产完全结合在一起，致使匪民难分，而且由于其依靠动员民众成立的联防组织，使我方难以进行过错距离的包围奇袭。”第三，“在邻接的非治安区中间，隔有治安地带，其中村民或中国方面的团体在表面上作出协助我方的态度，暗地里却进行资敌工作，致使我方人员、物资的移动以及切断敌人的联络都很困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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