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清华大学因校长问题风生水起的时候，国际形势也以类似物理学中核裂变的方式变化着。叶企孙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正在酝酿着更大的邪恶，人类世界的一场凄风苦雨已不可避免。叶企孙和梅贻琦似乎都听到了灾难临近的脚步声，他们知道时不我待，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安危，当务之急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救国人才。梅贻琦在任职仪式上就说：“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要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国家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然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于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叶企孙的年谱里，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抗日爱国活动的记述也渐渐频繁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后，1933年初又派兵侵占了热河，直逼平津。南京政府一再屈膝妥协，于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

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在日本武力的恫吓下，蒋介石又一次妥协退让，何应钦于7月6日复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11月，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5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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