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冬天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合法”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生产业务领域，“停产闹革命”风行全国。就在这时，“安亭事件”的发生地上海又爆发了一件震撼华东、影响全国的大事：1967年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将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统统“夺”下，取而代之。

对“一月夺权”的首要目标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肯定的。“红卫兵运动”中，他曾几次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但是，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先后宣布“夺权”，原来省、市主要领导人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原有的党政机构多陷于瘫痪。

对这样的形势，周恩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首先，周恩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所有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的这个观点，也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多次阐明了的。为使这一观点站住脚，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着意强调建国十七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

其次，周恩来始终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业务之权。或者说，他对所谓“全面夺权”是有保留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一些讲话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存在明显差别，甚至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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