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周恩来与二月抗争事件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怀仁堂碰头会”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闹”高潮的会场上，周恩来并没有制止老同志们的言词激烈的发言。在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议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此外，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深有同感的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诚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老同志们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老同志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反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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