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同时召开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陈、谭、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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