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开始走下坡路;并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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