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面夺权、两派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二机部负责人刘杰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恩来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他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一伙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恩来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3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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