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他特别重申：“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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