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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