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淇变法，并没有改变山西盐商累积的势头，山西盐商作为国内盐商老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相继涌现，这时山西平阳、泽潞有“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

山西盐商家族所率先达到的权势，在盐商敢于参奏户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辞职等事件中表露无遗。尤其是因开市所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是显露出了明朝盐商特权家族的势力之大。

户部尚书的辞职

1518年，一场发生在商官之间的较量，显示出了山西盐商作为“帮”的分量。

这场较量发生在吕铃等山西盐商和户部尚书叶玠之间。如果说开中制和折色制是政府盐业运输、销售商业化的表现，那么吕铃等盐商就是试图在盐业生产民营化上打开一个缺口。他们的要求是盐业生产领域国退民进的体现。目前中国的盐业生产、销售均由国家专营，从这个层面来说，明朝盐业的民营化远比今天走得远。

叶淇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事实上也没有解决政府拖欠商人的盐引问题。尽管1489年明朝出台了允许食盐生产者私自卖盐给商人，但由此加剧的私盐泛滥，让这一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化。弘治年间，河东盐年办盐课额才42万引，到了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额盐就达46万多引。

官办下的盐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由于人口相对固定，食盐市场有限，加之官盐税负重，成本高，使得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了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官盐在远离产盐地的省份供应不足，大量积压在盐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失去了盐课收入而私盐泛滥。在16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160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盐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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