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

与晋商不同，多数徽人是结伴来扬州的，并且大多是徽州大姓，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八姓。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地位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的历史机遇就在于，他碰上了一个对于徽商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盐业新政，这就是1617年由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等倡导并推行于两淮盐场的改革：纲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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