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4日，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抵达深圳。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此后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民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在8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广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赚钱、赚钱、再赚钱！”去广东的人都这么想。在这种效应的引导下，上百万民工涌入珠江三角洲寻找发财之路。

在那些民工中，有一对来自重庆永川的夫妻，男的叫康厚健，是康厚明的弟弟，他媳妇叫杨作蓉。康厚健也像哥哥一样，16岁就出来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做了3年多的建筑工，后来到了新疆克拉玛依。同样是到西部边疆打工，康厚明在西藏的经历是打工过程中最愉快的，而康厚健在新疆工作时，每天都会把手磨破，经历了他打工生涯中最辛苦的过程。

那时康厚健刚刚20岁，他的目标也跟哥哥一样，出去多挣点钱，回来娶老婆。在新疆，康厚健是一名货运工，一包货物多的110斤，少的90多斤。康厚健要把货放到秤上，每天干200吨，每一包都要过两次秤。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康厚健的手被磨得生疼，第二天早上发现手都肿起来了，一触摸到袋子手就出血。当时，和康厚健一同来干活的三姐夫梁益海心疼得掉了眼泪，他说，“不干了，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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