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要求用百分比体现自己身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时，张亚勤毫不犹豫地说：“我自己认为，中国教育给我的影响要大些，超过50%。我的知识基础、做人的性格，都是在中国形成的。”

张亚勤坦言，如果留在中国，即使读到了博士，自己也不大可能搞研究，因为“在中国作研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这句话很残酷，一针见血，也透露出了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

“我对目前中国的教育很有些担忧。十年前我非常有信心，希望看到国内的科研水平与欧美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现在感觉这个可能性比较渺茫。现在有种说法：‘中国大学里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像明星，明星越来越像教授。’学校的很多硬件基础设施比欧美都好，但缺少大师级教授，需要更多学者从事尖端研究。在这个关乎大学根本的层面，虽然不能说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拉大了，但至少差距没有缩小。”

张亚勤对中国教育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教育界的浮躁心态在各大高校都明显存在。朱清时院士就提出“官本位导致学术倒退”，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经历过中西方教育的张亚勤对朱清时院士的担忧有自己的体会：“把学校行政化，教授分级别，学校管理者分成厅级、副部级，对学校的创新是很不利的。教育要有理想，教育家要有理想。目前的教育评估机制是一种急功近利、过度量化、应试的体制。”张亚勤认为，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创新意识远比知识本身来得重要，“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产生思想，学校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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