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总能发现，在中国大多数变故的前奏始于媒体。

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当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出现在报纸上时，政府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现的媒体分量越大、级别越高，这意味着事件背后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强，理所当然能对摇摆不定的彷徨者，要么警示告诫，要么壮胆定心。

我们国家的人还喜欢对一种规律性的经济行为定性总结，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进行描述。1985年以前，集体经济的代表“苏南模式”红遍大江南北，叫好声一片。而温州模式在“静悄悄的革命”中始终提不上桌面。

对此，温州人似乎不以为然。

然而，在中国，只有免除政治恐惧，才能保全创新因子。即使对于英雄来说，也要有用武之地。没有良好的制度空间与经济氛围，个人再大的抱负也只是南柯一梦，难以实现鸿鹄之志。长时间以来，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市委领导苦心造诣、忍辱负重，他们一直在试图为温州发展找准一个清晰的原点，以此证明温州的前行并未偏离国家道路的主旋律。

“温州模式”诞生记

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总需要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温州人的行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显只是早晚的问题。就在他们一面风风火火地开赴各地寻找订单，一面如火如荼地从事家庭工业生产时，不知不觉还是被嗅觉敏锐的媒体捕捉到了踪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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