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太阳照常升起。

蜜月从此结束，这是个红与黑的世界，可它却不再令人着迷。

更可怕的是，灾难即将来临。

1987年夏天，一场大火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痕，而这不过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两年，问题层出不穷，矛盾全面爆发。

时间漫长得仿佛停顿。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犹豫、彷徨四处弥漫，温州人该怎样逆风而行？

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

同自然气候相仿，温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样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得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大分歧？

改革是全国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温州经济活跃，百姓亦安居乐业，欣欣向荣中私营经济已有落地生根之势。然而，此种蓬勃的生机却被推上姓资姓社争议的风口浪尖。思想的禁锢和理论的贫困，仍然使许多人对温州讳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现在，“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难免会掀起些许微澜。

正名

“是致富楷模还是经济犯罪的渊薮？是闯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路还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带着疑问与不解，费孝通到了温州。在四周窗玻璃残缺不全、冷风丝丝吹进的乡政府接待室，76岁的费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袖管，不时抽手做记录。温州新鲜的事物触动了费孝通的学术灵感。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有这么一件事，虽然在《小商品大市场》里找不到记述，不过全程陪同的一名温州领导却记得相当清楚： 费孝通听说一名81岁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产松紧带，一天可赚1元多钱。他不顾劝阻，登门拜访。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阁楼上，娴熟地操控着电动织带机，一天可以编出三四十米松紧带，产品全部被服装厂家订购。费孝通关切地问：“有没有累着？”老太婆笑着说：“这活轻松，活动活动筋骨，比闲着没事还舒服。”费孝通感叹说：“这就是家庭工业的活力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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