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讨论不够充分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个从原则上理论上，对改革的概念和必要性没有去做深刻的、系统的阐述，那时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水平；二是落实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关心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接触了一下，未能正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至于摒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那时当然根本不敢去想，能够肯定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那时就算得上是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行为了。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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