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工作着重点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也提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要做经济工作，但建设工作的地位低得不能再低。在“文革”中讲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冲击政治，那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经济工作也的确无法进行，有一些经济工作者的积极性有时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讲话，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蜗牛事件”。在与美国商人谈判进口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的过程中，对方出于友好，赠送了我方一件蜗牛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江青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侮辱我国经济发展迟缓，向对方提出抗议，导致我们进口彩色管生产线的工作推迟了好几年。在教育工作中则把学习成绩特别差、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比，这次会是积极建设的会议，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我对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积极推进建设的会议这个体会，不只是从与“文革”的对比中形成的。因为会议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大家都不赞成再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都是建设方面的或者主要是建设方面的。这也是中央同意这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是会议还是用了许多时间热心地讨论了，大家也都赞成这样做。这个会有一种其他一切工作要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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