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党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

“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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