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边区群英大会刚结束不几天，我便奉命调第四分区担任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此时，边区形势继续朝向有利于抗日军民的方向发展：敌人于三月间将驻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线的第一一零师团和驻榆次的第六十二师团调往郑州、洛阳方向，由关外调来新编独立第二、第十旅团接防，日军为了补充兵员，加紧征集日本居留民入伍，其队伍中不仅有未成年的娃娃兵，而且有伪军乔装的“假鬼子”；同时，它大量发展和使用伪军，将伪治安军改为绥靖军。为了保持其占领区，它一方面继续撤退一些次要的点碉，收缩兵力，缩小纵深，以加强第一线守备；另一方面靠集中有限兵力对我边沿区“扫荡”、“清剿”，并以频繁的奔袭、合击进行有重点的突击。我们四分区地处敌人指挥中心石家庄周围的正定、井陉、平山地区，扼住平汉线、正太线交通要道，而且距太原、榆次的敌人也不远，是敌人“扫荡”和“蚕食”的重点地区。我到任时，四分区周围还有敌人不少碉堡，特别是南边井陉、获鹿一带，敌人的碉堡更多，对我根据地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与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一起，认真贯彻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坚决执行“一面坚持巩固区，一面积极向游击区、敌占区伸展”的方针，领导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清剿”反“蚕食”斗争，主动攻袭敌人，继续围困和逼退敌人点碉，压缩敌占区，扩大根据地。

根据敌我态势和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我们采取以分区主力部队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部队、民兵、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开展对敌斗争。各部队在拔除敌据点、碉堡中，根据不同情况，有的采取强攻，有的采取奇袭，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用围困和逼退的战术仍然是主要形式。这时，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游击战更为活跃。民兵和游击小组是围点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一旦我们决定要围困哪个碉堡，一夜之间，民兵就能在碉堡四周埋好地雷围困敌人，有的还故意到处插上“小心地雷”、“缴枪不杀”等小旗，虚虚实实，遍布疑兵，使敌人弄不清真相。敌人一出来，就遭到我飞行射击组的冷枪射击和地雷爆炸，寸步难行。被困之敌孤立无援，固守待毙，时间一长，只好撤走；我们又乘敌人仓皇撤走的时机，组织设伏、截击，在途中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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